碑刻，包括纪事碑、功德碑、诗文及书法碑碣、景观摩崖、造像题记、经幢、墓碑、墓志铭、地莂等等，它是古人借以记事存文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时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各种不同书体得以世代相传、瓜瓞绵延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碑刻几乎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书法艺术共生共荣、相伴相行。
　　大同是书法和碑刻的沃土，这里留存的数以千百计的石刻也与这方土地的历史轨迹尤其是秦汉名邑、北魏京都、隋唐要塞、辽金西京及明清重镇的历史辉煌密不可分。
　　汉碑，往往是以颂碑和墓碑出现的，由于年代久远，迄于今日大同地区尚未发现完整的汉碑，只在操场城街汉平城和北魏宫城遗址出土过一方以汉碑残石做成的殿宇柱础，此石惟余汉隶数字，故而全豹难窥。再就是近年在操场城出土的21例汉代“平城”文字瓦当，也算是两汉砖石遗迹了。近百年的魏都平城盛世，同样也是书法和碑刻的盛世。魏碑书体肇始于此，是人所共知的。作为北魏书法早期形态的载体，北魏平城平城铭刻书迹可谓种类齐全。功德碑如“代王猗卢碑”残石，记事碑如《皇帝南巡之颂》，墓铭如《司马金龙墓表》、《墓铭》，造像记在云冈石窟有数十种。而崔浩主持刻就后被毁的三十卷代魏《国书》碑、《崔浩注五经》碑，更是史无前例的洋洋大观了，可惜至今未见踪迹。
　　大同出土的十数方唐代墓志，真实地记录了唐代中叶以后大同作为州城、郡城、特别是军城的鲜活历史，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都很高。作为西京大同府，在今日大同辽金元碑志大宗是寺庙修葺记事碑，但辽碑除灵丘觉山寺一通外已不多见，辽代经幢则于下华严寺可见。金元寺庙碑刻存世较多，有名的如善华寺《重修大普恩寺碑记》（朱弁碑）、华严寺《大华严寺重修薄迦教藏碑记》等。许从赟墓志是辽金元墓志的代表作，此外刻石和墨书地券亦时有所见。金元之际大同出现了李溥光、高克恭等书画名家，他们的书法碑刻名迹在北京较多，我们盼望着有朝一日在他们的家山故土一睹大家风采。明清之际的石刻，大量以寺庙、名胜景观、名人书法、墓志刻石等形式存之于世。在大同市集中见于市内及各县一些重要寺庙、恒山景区、代王家族墓冢及栗毓美等名人墓葬中。名声大的如华严寺存明刻文征明《太湖碑》、朱熹《易经刻石》、《释迦成道碑》、北岳恒山《恒宗》、《壮观》摩崖及清初《大同镇城碑》、道光中祁（土贡）书《栗恭勤碑》等。

　　　　　　　　　　　　　　　　　　　　　　　　　　　　　　　　　　　　　　　（殷宪供稿）